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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联通宽带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昨天在北京说了这些话-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

by admin on 2014-12-01

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昨天在北京说了这些话-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
导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于2月25日下午两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隆重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年会议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做论坛2017年工作总结和2018年工作主要安排的报告;二是由论坛成员王一鸣、白重恩、韩俊、黄益平、隆国强先后做主题发言;三是展开自由讨论。会议将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易纲主持。以下是部分嘉宾的精彩发言摘要。张文魁呼吁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否则将爆发危机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来,过去5年杠杆率上升迅猛,并不是宏观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昂克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也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和北美金融危机的“三合一”。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因素,“20年前,很多韩国的财团以及东南亚财团,虽然他们不是国有的财团导致的政商连接非常严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这些问题”。
“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王一鸣“十问”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话题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对此谈几点认识。
这句话是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而且强调我们正处在一个攻关期,要攻克三个关口:转方式、优结构、增动力。对于发展的质量,我查了一些文献,好像缺乏一些标准的学术定义。
从微观层面来看,通常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观层面来看是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通常也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去衡量。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高质量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模式。
第一,我认为这个转变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改革开放是从短缺开始起步的,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数量的缺口”。现在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那么,未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质量的缺口”。微观上是产品的质量,宏观上是总的生产效率。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增强发展质量的优势,中国速度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但怎么创造一个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非常重要。
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了。未来产业发展主要不是靠规模扩张,而是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而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我们要素的数量红利,无论是劳动力、资源、土地,应该说正在消失。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这跟高速增长当中的电力、能源、交通的瓶颈是不一样的。所以十九大提出要通过三大变革,来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十九大提出攻克三大关口:
一是发展方式的关口。
我个人理解,我们的发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的空间正在明显收窄,基本原因就是边际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后,从增量产出比来看变化是很明显的,每新增一个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杠杆率的攀升,这也是我们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根源性因素。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比较来看,我们的杠杆率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个数据是用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来比较的,甚至比希腊还快,这也成为了金融风险的重要积累因素。
二是攻克优化经济结构的关口。
我们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依托产能,特别是工业制造产能的扩张,而这种扩张现在越来越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所以未来的结构优化,一定表现为跟高速增长时期不一样的调整模式,成为一个主要的形态。
三是要攻克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
我们的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未来怎么样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是我们攻克这个关口的重要条件。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建立“高质量”的衡量指标,我觉得不能简单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作为我们的参照依据,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大国特征,而且我们正处在结构的快速变动期,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而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最根本的还在于深化改革,来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当然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是根本途径。
第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条件,我们现在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一是经济结构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些基础性条件。包括最近5年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这大大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过去这个阶段我们估计运行稳定程度是最高的。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而且这个群体的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而且中国市场正在赶超美国,因为规模最大。未来对于我们的质量提高,这是一个最强大的驱动力。
三是这两年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有效途径。改革主要是有效增强了市场供应,特别在存量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场的供应。全要素生产率从2015年以后,总体是由降转升的,这也从侧面反证了结构性改革对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意义。
四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中国正在进入创新活跃期,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我们的研发程度去年是2.15,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独角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也非常接近美国。在一些新兴的业态,我们应该说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这都为转型创造了条件。
五是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最近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主要是依托美欧服务业的价值链和依托制造业的价值链这两大价值链相对集聚的,而且从全球生态网络来看,服务业占比是提高的,大概在价值链里面占60%,这为我们下一步服务业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第三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和应对。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就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赢者通吃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二是如何推进体制进一步创新来推动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制度,科技成果的产权属性是什么,这是最近科技界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是国有的,很难起到激励作用。还有怎么完善创新成果向企业的转移机制,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创作、保护和应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图)这两张图一个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一个是四中的教学环境的比较,差异性很大。现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上也会过剩,能不能把三本院校转型为技术高校和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转型,加大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能不能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
四是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要利用高铁建设的大发展时期,加快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创新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机制,现在地方政府融资的债务在迅速上升,怎么来规范融资行为学而不厌造句,这个也是面临的一个课题。
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现在社会的纵向流动明显受阻,横向流动也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这个流动性可能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六是如何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红利所在。现在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扩大流转范围,还有集体建设用地怎么样同权入市?
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我们正进入一个特殊历史期,这个时期环境压力是最大的。
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我们要打攻坚战,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话题。
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差距?包括制造业,怎么降低股比限制?最近上海新能源汽车美国要投资,后来也是因为各种因素。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十九大提出了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构成这个事情,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楼继伟批评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户籍限房限车限学籍
楼继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他表示,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
楼继伟称,“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转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离开了原来的做法后,怎么干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又开始搞开发区,想办法把人拉过来,然后就是高端人口,什么学历给户籍,给房子,反正还是这么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吴敬琏:别喊口号 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说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的会议主题非常重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做学者、做研究工作和做教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在这个转变上做出贡献。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大概有两点认识跟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
一是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质量的增长需要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是苏联60年代后期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1995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说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长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冯嘉豪,后来一直是维持。后来有一些提法,其实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说要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要着眼于供给侧,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二是从集中注意经济增长,提出高质量发展跟增长的内容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别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的提出,说明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做的不够好。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因为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政府方面做些什么?现在还不太具体。
政府提出号召,你们要做什么,政府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出比较实际和明确的规定。有两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巴登魔瓶,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二是政府有一条,除了要建立体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职责。
这里面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以认责为基础?比如我们的领导机关发的文件,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在我看来,从部审一直贯彻到企业,要定责任书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所以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这是原来我们中心向国务院建议产业政策的重心。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规合一的人了解,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多规合一的规划,跟发改委的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他们那个做。那么怎么弄?
第三,我们理论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任志强:如果城市资金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任志强,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任志强直言,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
任志强认为,应打破城乡土地的双轨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白重恩:地方政府考核应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
白重恩,伍伯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在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要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来转变,可能地方政府的作用也要进行转变。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实现地方政府激励导向,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应该说过去这40年左右我们是以高速度增长为导向,地方政府的激励有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尽管我们考核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指标,GDP的增长只是其中一项。而且这个权重在过去几年也降低了,但是其他的比如投资、财政收入等等指标,都和GDP高度相关。而且我们也有很明确的增长目标和全国的增长目标,这个增长目标最终会分解到各地。所以GDP的增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除了总量的激励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定一些结构性的激励,我们希望地方来促进某一些产业的增长,而抑制另一些产业的增长,所以产业的政策也是我们激励之一。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没有办法列全。除了有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之外,可能地方政府的领导还要考虑在本地得到的支持,本地的事件对他的影响。本地的支持,也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过去的发展历程中隐世者们,某些企业的政策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也会更大,可能居民的支持,话语权就不会太重要,应该说没有企业的话语权大。这些都会使得地方政府追求增长,因为增长对企业来说是有好处的。可能消费者的利益,居民的利益,就不会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本地的支持有时候也会有自上而下的激励,有的时候我们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会问他的下级,甚至问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他的看法。所以我们这一整套的激励体制,包括自上而下的,我们本地的,都是以高速度增长作为导向。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几个方面宫家六十四手。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我这里是列出G20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中国低,沙特阿拉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比例还是差距很大的。从2000年到现在,大部分时间我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只是到了2010年之后,有了微弱的上升。这可能跟我们追求增长的地方政府的导向是有关系的。
除了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低之外,另一个就是增长的效率、质量可能也有问题。如果我们追求过高的增长目标,就可能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我在这里画了这样一个图,看这几个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当我们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的时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就要通过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政府驱动的投资要有资源、资金、土地和劳动力,当他们占有比较多资源的时候,自然就使得市场中的其他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比较高,他会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相对来说效率比较高,政府驱动的投资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的话,当下面这个投资占的比重下降,上面的投资占的比重上升的时候,整体的效率就下降。整体的效率下降,使得我们实现高的增长目标就更加困难,又要进一步的要求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高速增长的导向,可能把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我们整体的效率是低下的。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我这里没有办法直接获得政府主导投资的数据,我们看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投资的数据。我们来看所有发债券的企业,他们都要发资产负债表,发债券的企业资产负债表都是公开信息。我们把所有发债券的企业资产负债表都找来,把其中发行城投债的企业归成一类,我们相信,这一类企业的投资可能跟政府驱动的投资关系比较大,其他的企业归成另一类。我们来看发行城投债的企业,它的资产占所有发债企业资产的比重,我们看到是非常快的在增加,从2006年到2017年。2017年我们只有上半年的数据,因为年报还没有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比重,就是发行城投债的企业的资产占所有资产的比重在增加。
我们再来看不同的企业投资带来的回报多大,城投债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与其他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距,尤其是2015年之后,发行城投债的企业的回报率在继续下降。我想这间接的说明,我们政府的投资效率和其他企业投资的效率是有差距的,而且这个差距好像还并没有缩小的趋势。
刚才说到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用资源,会使得其他的部门要素成本上升。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就是中国每单位GDP的劳动力成本,和美国单位GDP劳动力成本的比值,2008年到2014年之间,总体来说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相对都在降低。对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很大,我算的是三年的移动平均,确实是200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2015年以后有所回升,但是即使是有所回升,仍然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当地方政府有这么强的激励来追求增长的时候,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进行投资以后,对整体的经济效率确实有一个负面影响。
怎么来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比较关心的是宏观经济指标中一些和高质量发展比较相关的指标,我觉得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我们刚才看到,居民消费占GDP的总值比较低的不能算是高质量。
居民的消费获得,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未来的三大攻坚战里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都是很好的公共服务,当然还有其他。还有一个就是更高的消费率,更高质量的消费,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元素。
除了居民要获得更多以外,另外就是我们增长的效率、增长的质量还要更高,就是更加快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加高效的投资,这里面创新也需要投资,更加高效的人力资源的发展和配置。除了人力资源要配置以外,还有发展的问题就是教育。高质量的发展还包含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也是我们三大攻坚战之一。这里面这些都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能实现比较高效率的增长,居民可能就会获得更多。如果我们有更高效率的增长,我们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控制得住,所以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间是互相相关的。
怎么让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来支持高质量的发展?刚才我们讲到地方政府激励的时候说到有两部分。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激励,一个是来自于本地的激励,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在自上而下的激励中,我们能否考虑将对GDP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改为地区收入总值的考核?比如说我这个地区确实没有多少就业的机会,可能最好的安排就是把我这个地区本地的居民让他到外地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只考核地区生产总值的话,地方政府是没有激励这样做的,因为他教育好的人都跑走了。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地区收入总值的话,如果这些外出的人的收入也算作本地的贡献,他可能就有更强的激励来开发人力资源,让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率的配置。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能对消费更加重视,我们的指标中能否更加强调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因为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的话,自然居民的消费也就上去了。除了我们直接考核这个指标之外,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更强的积极性来支持消费,能否在税收上面,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现在我们很多的税收是在生产地来收的,增值税是在生产地收的,企业所得税也是在生产地收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他就会更强力的支持生产,而没有多大的激励来支持消费,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的激励。
更加强调高效和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考核。我们有计划来发布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希望帮助我们促使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区收入总值增加,追求本地居民消费增加更快的同时,还能够控制风险,不要让本地地方政府的债务变得太高。
自上而下的考核,除了前面一些指标以外,我还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只有企业和居民才能真切的体会到地方政府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多好,所以我们要考虑主观感受乳聊吧。还有就是为“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这是我们中央经济全会中提到的。产业政策可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更加倾向于居民的消费,特别是服务的消费?我们居民消费中,非常欠缺的一部分是服务的消费,我们能否在中央的层面鼓励地方政府更好的为服务消费创造良好的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当然,除了考核,要防止数据操纵。
地方政府的激励除了自上而下之外,还有来自于本地的激励。为了让资源的配置能够效率更高,不被集中到少量的企业中,我们应该要使得企业有更加均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中,如果有了这个,可能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一点。另外就是赋予居民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我们怎么让居民能够真实的反映他们对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他们的感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很多问题都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更好的发挥本地的支持、激励和约束作用,可能是我们中国特色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韩俊解读一号文件: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

大家下午好!根据年会的安排,我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介绍一些情况,谈一些看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部署,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去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规格是非常高的,会议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谋篇布局,会议很重要的成果就是讨论通过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一号文件已经发了20个。
今年的一号文件一方面是体现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三农”政策的继承和总结,更是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管长远、管全面。所谓管长远,是一号文件一直谋划到本世纪中叶爆炒甘蓝,怎么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所谓管全面,就是不但是讲农业现代化,讲农村经济建设,还有大量篇幅是讲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每一个建设都有一大章。
今年的一号文件是要确立乡村振兴的方向和总体思路,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走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叫“七个之路”: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
这“七个之路”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来的,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乡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二是农民适应生产率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的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欠账比较多,农村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亟待健全;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当然要走向法治,但是自治和德治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的自治和德治相对薄弱。现在大量的社区村落共同体在解体,甚至相当多的农村家庭的功能也在解体,农村越来越由一个熟人的社会走向一个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社会。你现在回到老家,人互相都不认识了,邻居也不认识了。所以农村的治理,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这“七个之路,是按照问题导向归纳出来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要定任务、定政策。文件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谋划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抓手,重要的目的就是搭建起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暗芝居第二季。这个“四梁八柱”顶层制度设计当中有三个基础性的支撑:一是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这个规划到二十大,因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来的,二十大要交账,这是一个保留五年的规划,一号文件跟规划是同步进行;二是明确了要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的条例,乡村的振兴要有党内的法规做保障;三是明确提出来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这三个顶层的制度设计,三个基础性的支撑就是这三件大事。
这个“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当中,包括一系列的战略、工程、行动计划,加起来有50多项。“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当中,还有乡村振兴一些制度性的创新,要全方位提供制度性供给。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提出探索实施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当然需要对宅基地的三权,特别是资格权的法理要进行研究,提出要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包括新增耕地指标如果跨省调剂的话,就是土地的增值收益更多的要到农村,也是土地增值收益对农村的一种转移支付,本质上也是一个大的财政概念对农村的转移支付。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目标是提的比较宏伟,跟十九大对发展阶段划分地狱学园,跟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描绘结合起来,对2020年、2022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目标都做了描述,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近细远粗。到本世纪中叶农村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为了保证政策落地,当前和长远要结合好。
我前面讲了,到2022年的目标,在规划里面要把它细化。这样短期保证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建行动,能够建实效。需要准确的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的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整体性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更加重视非经济层面的问题,文化、治理、民生、生态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相当薄弱的环节。
十九大对乡村振兴战略提了一个总的要求,有五句话: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不能分开谈,河南联通宽带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重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因为没有产业的兴旺,生活富裕就无从谈起,乡风文明和治理也是分不开的。这些话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有四句是不一样的,乡风文明跟原来一样,但是要求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的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的升级版,我们在政策上不是这么表述的。它是新时代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一个新的旗帜,是一个总的抓手。
现在各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焦点,都在问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镇化是什么关系。应该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要抑制城镇化。去年我们城镇化率达到了58.5%,接近60%。今后10年和15年,城镇化也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么快。因为农村能出来的人少多了,农村的机会比原来也多多了。所以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但是会放缓。而且现在回到农村的人,我讲的这个农村不简单的就是村庄,县里也会越来越多,在浙江沿海非常明显。乡村如果人口长期过度流失,农村都是老弱妇孺留守,这个乡村一定会走向衰败。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所以不能够认为等到我们的城镇化已经达到70%,进入成熟阶段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建设乡村,这个路径是行不通的。我们现在提乡村振兴战略,它跟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该看到,我们现在乡村的常住人口现在还有接近6亿,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这些人的收入改善了,真正乡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发生在越来越衰败的乡村,无从谈起发展的质量,发展的高质量是无从谈起的。
大家还在关注,现在在打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跟摆脱贫困,跟脱贫攻坚是什么关系?政策上讲的非常明确。打好脱贫攻坚战,本身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的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对贫困地区来讲,在2020年之前的乡村振兴核心就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既有利于当前加快实现脱贫的目标,巩固脱贫成果,也有利于为脱贫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为农民真正走向富裕能够奠定一个基础。
乡村的振兴战略实施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城乡的融合发展,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着钱从哪里来,农民的土地权益怎么保护,土地增值收益怎么更多的用到农村,怎么能够提振农村的人气等这些关键的环节,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任务。
总之,将来通过乡村的振兴来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要加快形成一种功能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吴晓灵:证监会卓有成效 对推迟注册制非常遗憾
吴晓灵,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吴晓灵在发言中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注册制推迟二年一事,她表示对此非常遗憾,“我当时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当时介绍了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情况和成效。吴晓灵也表示,证监会这两年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还是想对指数、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没有放开。”她认为,筹资人需要公开透明披露信息,保荐机构要对信息的完整负责,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政府就是看谁违规了没有”。
其认为高质量的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的品质提高上。围绕这个问题,吴晓灵提了三个观点: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想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必须是消费者可以挑剔的,而且必须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够让生产者努力的去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更多的来提倡公益诉讼,通过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公益诉讼,通过案例、判例的指导,引导社会向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去发展。
第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
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现在是高杠杆的情况,发展间接融资是不太可能了,间接融资发展,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发展,只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杠杆。因而,未来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吴晓灵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当解决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资本到底活动的范围边界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证券。对于资本市场,对于证券的定义与否,对于我们未来融资的便利程度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影响的。她认为,“我们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么混乱,就是投资计划不能够列为证券,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是通过证券来融通资金,怎么来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40年了,哪一个领域价格改革的彻底,那个领域就发展得好。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上处于什么位置?
吴晓灵认为,各国政府其实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场。所以政府只能够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上下功夫,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马斯克“猎鹰”导弹回收成功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这样高端的技术有关的东西民营企业不可以介入。
她指出,政府应该把有限的钱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我们现在的政府热衷于搞投资基金,现在各类大大小小的投资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当中去,有好多说的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谁想到中国能够出现阿里、腾讯和百度?它从来都不是在规划过程当中的,而是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当中给了它一个企业生产的自由,它能够创造出来。
最后,吴晓灵表示,“政府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们的责任是保好基本,市场的责任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李扬:只有准入无退出的股市是没有效率的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团队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公司——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财务状况在恶化。“去年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现金资产增加了20%”。
李扬分析称,由于货币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贷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钱后,没有东西投,所以增加了现金资产,恶化了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别的事,上市公司现在好多的问题很大”。
李扬认为,发展资本市场要有新思路。首先,从观念上看,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能有这个之外的其他目标。在明确上述前提下,发展资本市场要拓宽眼界,不能局限于A股、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要放开对信用的管制,放开私募,要允许地方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多的作为。要让草根,让地方的资本形成能够有更宽阔的平台”。
此外,发展资本市场不能局限于股市,应当高度重视长期信用机构的建设,特别是权益性的投资。“现在不许商业银行做投资,其他的长期信用机构曾经有一点,但是后来慢慢在萎缩,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要引起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住房领域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这几个都是要长期制定的,都是要吸收大量股权性资金的”
在谈到金融创新时,李扬称,“曾几何时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等等是受到上上下下的追捧的,但是现在又受到上上下下的围剿,无论是过度的吹捧还是现在过度的围剿都是不对的,都基于我们对金融创新,对影子银行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李扬分析称,我国很多的金融创新就是在影子银行的名义下进行的,所做的事情是把债务性资金转换为权益性资金。“仔细看看,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影子银行等等这样一些金融创新,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要从中间甄别,要能够健康的发展“。
在谈到股市时,李扬表示,一个是准入问题,一个是退出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那么股市是没有效率的。“美国式资本市场是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不规范,因为美国市场是机构为主,中国市场是散户为主。散户为主的状况改变不了媚世红颜,中国没有改进的途径,中国整个机构投资者在散户化。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特别的国情”。刘世锦建议设立高水平教育和研发特区 吸引优秀人才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刘世锦看来,我国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我们有一句话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其建议,搞若干个高水平教育和研发特区,搞一些高水平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立项管理,包括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目标就是把全中国、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都吸引来,创造一个最有利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特区,当然还是要适合中国国情”,刘世锦表示。许善达:留底税款制度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他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超合金社团。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底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底,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底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
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底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许善达表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要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汤敏:土地置换应探索在深度贫困地区先做汤敏,国务院参事
在谈到乡村振兴的扶贫攻坚时,汤敏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车间建到村头,帮助农民就业。他引述考察所见称,“村里的人们干的是手工业的活,不需要交五险一金,减少了40%的成本,仅多了一点运输成本。另外可以把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激活。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在那里也可以工作。在山东省现在就有大概6千多个村里的扶贫车间,在河南等等,现在也在快速的发展。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上是可以移到农村去的”。
第二,土地置换应探索在深度贫困地区先做。“土地置换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资本,这笔钱如果能够先在贫困地区使用,对下一步的扶贫很有帮助”。他举例称,广东的乡村振兴计划采取了一个办法,叫后队变前队,“先去把那个最差的队找出来,把最差的村子找出来,找出2700个贫困村。乡村振兴先从贫困村做起,如果搞不好的话,又变成锦上添花,又拉大了距离。广东三年一轮,先把最差的做一轮,提高了以后,再找相对差的再做一轮。这样的话,乡村振兴从政府的资金投入,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贫困村或者低收入村里面,这样让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也达到了扶贫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可以考虑在其他地方推广”。
王小鲁:靠质量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主要靠什么?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王小鲁称,当前各地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策、鼓励科技创新、财政补贴、鼓励高技术产业。但总体来讲效果不好,效率也不高。在其看来,促进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最根本还是要“靠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的市场”。
对于政府的作用,王小鲁说,也很重要,“比如在教育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基础科研方面,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政府当然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会有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才会有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市场”。汪同三谈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强调质量而忽视发展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汪同三表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注意使得各项任务都能够尊重基本规律。“比如说现在三大战役:金融风险、扶贫、环保。如果单纯看这三个战役,都是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矛盾的。而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就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强调高质量,同样要重视发展”。
他举例称,防范风险会造成金融抑制,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能够和发展联系上?到了最后阶段,脱贫大概就到了政府兜底了,能够不用政府兜底的,基本上都快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最后都要政府兜底。政府兜底和发展、增长是一个什么关系?环保现在已经到了采取巡视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了,它和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我们具体的研究,在政策的落实当中要考虑。
此外,政府强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是简单的消费的话,顶多能实现简单再生产,没有增长。要想有增长,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消费必须能够产生投资。不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够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如果单纯强调消费的话,那就不符合基本的规律。高培勇:应将基建投资纳入政府预算精细化管理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高培勇介绍,中央基建投资在1998年之前不过几百亿,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千亿了,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
对照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而言,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其作用是拉动内需。但是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的领域去了。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培勇认为,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定位问题,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
“这种诞生在危机时期的特殊机制,要做常态性的安排。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放在正常年间就要有正常的机制,把这笔钱纳入到正常预算当中来。跟政府支出处在同一个盘子当中,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加以管理。幸好这次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把这笔钱首先纳入到绩效管理当中来”,高培勇称。(转自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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